虽然安德烈并不是什么大律师楼的合伙人，也不是资历惊人的资深大律师，但是美国的司法程序还是保障了这类独立律师的权力。
检察官和警方可以以“忙碌”等理由来拖延嫌疑人与律师的见面时间，但是他们绝对没有胆量拒绝嫌疑人与律师的会面，特别是嫌疑人明确表示在会见律师之前会保持沉默的立场之后，检察官或警察都会主动不再取证。因为再继续纠缠下去只会造成“毒树之果”，最终让自己的证据在法庭上被法官取消。到时候放走罪犯的责任就要扣在自己脑袋上了，这可是不利于自己职业生涯的事情啊。因此安德烈还是非常顺利地见到了李雷，而李雷此时正全身湿漉漉地在审讯室里等待安德烈。
“我的上帝！他们居然对你采取了虐待行为？我要向律师协会和司法道德委员会投诉他们！”安德烈看着李雷这般狼狈的模样，还以为地检署的人已经不顾脸面地刑讯逼供了。
别看美国的相关制度设计得的确足够完美，但是只要执行这些制度的是人就会有各种问题存在。不要以为公平公正的美国司法制度下没有刑讯逼供，事实上美国不少警察和检察官都有曾经对嫌疑人采取过过激行为的历史。但是李雷是一个案底清白的富裕阶层少数族裔公民，通常情况下，检察官和警方对于这类人还是比较客气的。
“这里应该有监控的，我要去证据保全。”
“好了，安德烈，我这里没事。”李雷安抚道，“他们只是请我过来协助调查案件的。”
“协助调查？那发协查令就好了啊。按照规定，只有屡次无故拒绝协查才会被拘传。而你这不仅不是协查，更不是拘传，而是拘捕！”安德烈将其中的关键之处提点了出来。无论协查还是拘传，李雷的身份都是证人；而拘捕的话，李雷的身份就是犯罪嫌疑人。“你的法律学到哪里去了？我真怀疑你是如何考取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律师执照的。”
听到安德烈的提醒，李雷这才发现其中的差异。李雷的脑海里的确存有海量的律师相关知识，但是自己却没有主动去阅读使用过，因此李雷事实上就比普通人略微懂点法而已。
“不过我现在是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也好，至少你可以正大光明地要求保释我。按照我的身份来说，我甚至不需要支付任何保释金就可以离开了。如果地检署这边拒绝的话，你记得找个白人法官去申请保释。另外，你最好帮我申请一份人身保护令下来，我觉得警方和地检署的人会受不住市长那边的压力来找我的麻烦。与其不断同他们纠缠，还不如一次性办好了。”
“嗯，你的律师头脑总算回来了一点。”安德烈点点头。
对于李雷要求找白人法官的做法，安德烈也是在心中点了个赞。美国的司法界虽然自由派和保守派各自占据着半壁江山，但是有趣的是，白人法官（特别是比较中青年的）中偏向自由派的比例远远高于少数族裔。相较而言，年轻的白人法官更愿意彰显自己的政治正确。
而与其相反的是，少数族裔法官（特别是亚裔）最爱为难自己族群的当事人。比如纽约市才结束的一起枪击案调查中，明明纽约警方内部调查的结果是意外，甚至连法官都采信了这份调查。但是偏偏一个亚裔女性检察官非要针对其中三名亚裔警员提起诉讼，最后迫使这三名亚裔警员不得不辞职。于是亚裔女检察官刷了一波“正义感”，但是三名亚裔警员的家庭却陷入破产边缘。通常来说，警员是不少底层阶级获得中产阶级晋升渠道的捷径，毕竟像纽约市这样的大城市警局的待遇和福利都是非常优渥的，不仅警员本身能受益不少，甚至还能惠及妻儿。
比如这次签发给李雷拘捕令就是一名亚裔法官，如果是白人法官就压根不会同意这样的拘捕申请。李雷的家世足够清白，再加上他的社区贡献，如果没有确凿证据的话，法官是不会同意逮捕这样的模范市民的。但偏偏和李雷同为亚裔的这名法官却为了“正义感”而故意同意了李雷的拘捕令，为的就是告诉世人，你看我连自己人都不会放过，所以我是正义的化身。
好在安德烈手段还是有的，他很快就办妥了李雷的保释。他将李雷送回家之后表示会尽快去申请人身保护令，“我必须提醒你，现在黑道那边有很多关于你的传闻。如果你还想活着看接下来几年的日出日落，那么你就最好不要离开你的房子。另外我会跟警方申请保护的，希望他们至少能在明面上阻挡那些激进分子。最后，杀人犯到底是不是你？”
“你也觉得是我么？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堂本辽一不是我杀的。”李雷回答道。
“那就足够了。我是你的律师，我必须知道事情的真相。”安德烈点点头表示知道了。
“你最近也要小心，如果他们知道你是我律师的话，我估计来找你麻烦的人会不少。”李雷有些担心地告诉安德烈。“如果你真的觉察到危险的话，可以搬到我这里暂住。”
“不必了，你可只有两个卧室，而我听说你好像还在搞啥民宿，应该没有我的房间了吧？”安德烈拒绝道，“首先，我对和男人住同一间房会过敏；其次，我怕我带回来的妹子会被你拐跑了；最后，哥谭市想找我麻烦的人很多，绝对不会比这次少多少。因此，与其担心我的安全，你还不如操心你自己的安全呢。好了，晚上睡觉的时候记得锁好门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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