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观察后，警察发现他身上有几处纹身：胸部有一头跳跃的雄鹿、关节上有三个十字架、上臂纹有一支被铁丝网缠绕的船锚。
有经验的老警察只用了两天时间，就根据这些花纹确认了死者的身份，一名服役期间犯罪，被关进北方某监狱服刑三次的海军军官，出狱后是一名盗贼头子。
跳跃的雄鹿象征着苏修北方；关节上的十字架数量象征着服刑的次数；船锚象征着海军出身；铁丝网象征着服役期间犯罪。一套纹身，组成了这名前海军军官的个人简历，再根据简历去反推他的身份，就很容易了。
盗贼们的纹身各有不同，不同的派系有不同的纹身方式，但是通过一定的规律可以通过纹身分析出纹身主人的身份和地位。
盗贼的纹身不是随意可以纹的，只有多次入狱，并在监狱中向犯人领导证明过自己，才能获得纹身。
纹身的过程也比较复杂，犯人必须走完一套既定的仪式，这个过程被称为“加冕”，被加冕后成为领导人的盗贼成员被称为“合法盗贼”，顾名思义，就是受到大家的认可和承认。
说是合法，其实还是不合法，所有的“盗贼”都要发誓不会与官方进行任何合作，以表达他们对苏修的抵抗态度。
可是招安的诱惑不是谁都能抵制住，二战爆发后，随着苏修在欧洲部分与德国进行焦土抗战，可用的青壮年兵员越来越少，征发罪犯就成了最后的选项。
各地古拉格都出现了自愿上战场以换取减刑的盗贼，而随着苏军赢下卫国战争，这些囚徒带着战功回到监狱，象征性地服刑完就可以出狱。
这种人显然违背了盗贼们不与政府合作的誓言，因此他们遭到了保守派盗贼的忌恨，称呼他们为母狗，并经常引战。
母狗们很快就会出狱，自然不愿意和保守派的顽固分子有什么联系，于是他们就帮助狱警镇压，双方彻底的决裂。
等到了50年代，在母狗和官方的联手镇压之下，最早的一批盗贼已然销声匿迹，出狱后的母狗成为新的盗贼，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盗贼的定义已经进行了一次更改。
60年代，苏修的农业集体化已经基本完成，工业更是完全掌握在中央计划委员会手中，计划经济体系开始步入正轨。然而迟钝的计划体系并不能完全照顾到所有人、所有企业的需求，居民买不到轻工品和食物，企业拿不到原料是常有的事。
于是，黑市便应运而生，而能跳出普通工农序列经营黑市，只能是盗贼，他们贩卖的物资并不是凭空而来，追根溯源，盗贼只不过是充当一些大人物的黑手套。
当时的苏修，仍然沿袭着从斯大林时代继承而来的干部职务名称表制度，由苏共中央拟定所有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名单，把包括地方在内的人事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换言之就是完全由上而下的制定干部名单。
在这样的制度下，官员只需要对上负责，甚至只需要对上面的某一位领导负责就可以获得升迁，向上级领导输送暗箱利益成了往上爬的关键，政绩反倒是变成次要的。
“利益”从哪里来？
毫无疑问，当然是薅公家的羊毛。
有胆子比较大的，会给盗贼批条子直接去厂里拉货，甚至会给厂里的“优秀工人”批假条，安排他们去黑市地下工厂干活，以换取对个人来说更丰厚的利润。
工人们也非常乐意接到这种活，不但工厂里的工资一分不会少，额外还能再领取一份工资，且不时的还能领到各种抢手的票证。
盗贼在这当中扮演着下游组织和分销的工作，地位其实很低，通常要看大人物的脸色行事，而且，为了顾及大人物的安全，大部分盗贼和国内投机倒把的倒爷差不多，藏头露尾，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溜。
总的来说，盗”家族在60-70年代还算比较安静，在国家行政力量管理不到的地方做着自己的黑市生意。而当历史车轮转到了80年代，不少盗贼开始登堂入室，摇身一变成为合作社民族企业家，把黑市赚来的黑钱都洗干净。
在这个时候，盗贼和母狗又经历了一次重新定义，洗白的这些被称为母狗，保守的依然在经营黑市生意的成了新盗贼。
之前，海棠贸易的食品商品就是经过母狗的手流到他们背后的大人物手里，然后堂而皇之的进入国家供应体系，海棠贸易1块5一罐的罐头到消费者手里就变成1.5卢布，中间有着3倍多的利润。
而且，很多食品都需要凭票购买，里面又可以产生一些有形或无形的利益。
现在，海棠贸易通过伊万科夫打开了盗贼的黑市渠道，经过协商，从盗贼们手里流出的商品，价格必须比母狗渠道高五成以上，而且多出来的五成要被母狗拿走，并不属于盗贼。
尽管如此，盗贼渠道要分享利润的人比母狗渠道要少，从海棠贸易这个供货商开始，后面只有伊万科夫这个渠道商，各地盗贼的批发商，盗贼下面的分销商，一共四方需要分享利润。
盗贼们并不如母狗强势，海棠贸易给盗贼的供货利润要多三成左右。
而且，海棠贸易的生意一切都是合法的，从国内一路过来，该交的税一分不少的交（其实交不了多少税，国内有退税，苏修这边因为是急缺的物资，税收上都有优惠，关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该走的流程一步没有省略，贸易方是怎么卖货，有没有交税，那不关海棠贸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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