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兵进来，向王宵猎向礼道：“宣抚，外面徐才求见。”
王宵猎听了，站起身来道：“让他到旁边的会客室，我在那里见他。对了，上茶来。”
亲兵告辞出去，王宵猎伸了个懒腰，靠在椅子上看着屋顶出神。
徐才本是个落第进士，在襄阳时征辟为官。这几年，几乎每一个为他们系统办的培训班他都去学习，而且成绩不错。在本官任上，也算上兢兢业业。到洛阳后，也被调到洛阳上任。
徐才的这个系统，从古至今，也有其脉络。不过大部分时间，脉络模糊，存在感不高。
秦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后代因之。史家因此向上追溯，从周开始便说有三公。以秦为例，丞相代表最高行政权，太尉代表最高军政权，御史大夫则代表最高监察权。也就是说，在古人看来，行政权、军权和监察权是国家最重要的权力。
而徐才在的系统，是百姓监察百官的权力。不能说历代没有，有也非常不重要。
王宵猎对诗经的解释，认为《风》就是百姓对百官的监察，因此设立这个系统就非常必要了。不过这个系统到底怎么运行，与行政、军政和监察的关系，与百姓的关系，还在摸索当中。
从石州回来之后，王宵猎注重这个系统的建设，相关官员的地位一下子重要起来。
从椅子上起来，王宵猎理了理公服，信步走到了会客室。
见到王宵猎进来，徐才急忙从位子上起来，向王宵猎拱手行礼。
王宵猎坐下，让徐才也坐。道：“前几日你的公文我看了，大约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具体情形，还是要你说一说。”
徐才道：“前些日子，下官到新郑采风，听说此事。该县去年遭大雪，知县不辞劳苦，四处探访灾民。但是天灾怎么会依人意呢？在知县视察灾民的时候，恰巧有一家房屋被大雪压塌，一家五口冻死。全员官员商议，此事压住不向上报。后来有官员慰问灾情，问起受灾情形。该县主簿向来是不说谎话的，把此事说了出来。因为此事，知县应受的嘉奖没有了。后来，该县官员责怪主簿，他在县里待不下去了。”
王宵猎翻着徐才的公文，听着他说事情原委，眉头不知不觉皱了起来。
过了很久，才道：“我们一直说，工作中要实事求是，不文过饰非，不虚夸功劳，何其难也！便如这件事，到底是谁错了？脑子如果不清楚，恐怕是说不好的。有的人就认为，是主簿错了。事情大家都知道，但是知县的功劳也都知道，自然该掩其小过，说其功劳。偶尔说一句假话，这种时候无关紧要。甚至有人认为，这才是成熟，是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必须要有的素质。”
说到这里，王宵猎摇了摇头：“不是这样的！我们要求实事求是，就要在制度上，在执行上，为实事求是的态度创造必要条件。主簿肯定是对的，其他人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如果这件事不是报到我这里，而是下面人处理，主簿就真的错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制度，执行制度的人，是有问题的！”
徐才道：“下官在新郑，确实百姓都夸知县功德，甚至为其立庙。立功而没有受嘉奖，为其奋奋不平。因为主簿的话，才有这个结果，对主簿甚为敌视。”
说到这里，徐才叹了口气：“宣抚经常讲，事情对不对，要听百姓怎么说。可主簿在上官问起时照实回答，他又借在哪里了？下官也觉得糊涂。”
王宵猎道：“所以，才需要你们，需要你们去了解真实的民情，了解真实的情况。主簿照实回答没有错，可为什么百姓还会厌恶他呢？多大数情况，这就说明我们的制度错了，执行制度的人错了。没有什么奇怪的，一套制度，在现实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怎么执行，怎么选择，是对官员的考验。我们要求官员要有这样的能力，达不到就要被换岗位。上司去的人，不能因为主簿的话，就对知县的功劳视而不见。相应的，也不能对主簿的话置之不理。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当然要结合现实的情况，有稳妥的方案。”
徐才不住点头。听到最后，有些茫然地道：“到底该如何？”
王宵猎叹了一口气，道：“首先上司去的人肯定失职，要处理的。派这个人去的，明明知道知县有功，还同意了这要处理，也算失职。县里除主簿之外的官员，明明知道上司错了，不敢怪罪上司，反而怪到主簿，同样不适职。这样一年小事，处理下来，就要上溯几级，连累很多人。是让一个主簿受委屈容易，还是处理这么多人容易？更何况这些被处理的人，或许还有其他功劳。喊一句实事求是的口号容易，真要执行可就难了。”
徐才道：“下官有些明白了。”
王宵猎微微摇头：“真的明白了？你认为该怎么处理？”
徐才道：“下官以为，主簿换个大县，或者给他升一级官职调去别县，应该比较合适。”
王宵猎道：“你还是不明白。实事求是是我们为官的准则，做不到这一点的官员，要来何用？就是再难，也要贯穿这一原则。主簿还要在那里，才能显出宣抚司的意志，显出宣抚司要求实事求是的意志！不能因为难，就想找一些看着巧的办法绕过去。现实中有困难，迎着困难而上，才是我们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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