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淦不反对变法。
也不反对有人打破这种“破而不立”的局面，搞出一套新的东西，完全契合如今大顺的经济基础，彻底取代朱子学，把官方的意识形态立起来。
甚至，很支持。
但是，这个人，绝不能是刘钰。
李淦可以支持刘钰搞实学、搞科学院、搞海军、搞军改。
但是，允许了前者，就不可能再允许刘钰把这一套整合、发散成体系。
王安石是第一人，可能也是最后一个，既入中枢宰执，又能搞出一套体系的强者。
等到王阳明，那就封个伯，别入中枢，回家搞心学去吧。
后续，可以允许心学强势，朝中多有心学之徒，但前提是王阳明已经死了、或者已经不可能入中枢了。
放在此时的大顺，虽不完全一样，却也相差无几。
就像是大顺也不是没有大儒，也有自成体系的南北派系，也有古儒一派，但派系领袖名声虽高，进中枢绝无可能。
刘钰的儒学水平什么样，皇帝心知肚明。但是，他不会，别人未必不会……武德宫考试刘钰怎么拿的魁首，皇帝心里还是有数的。
引起这件事的巴达维亚事件，就是这种事的一种体现。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大顺治下，怎么对待？这本身就是一个官方学术的问题。
如果是朱子学，作为官方学问，这件事会怎么定性？
如果荆公新学，作为官方学问，这件事会这么定性？
如果汉儒公羊，作为官方学问，这件事会怎么定性？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顺不是靠《大顺律》治国的，也不可能靠《大顺律》治国。
日后工商业发展起来，要担心的不是官商勾结的问题，官商勾结对皇帝而言，那都小事。终究还是来个青天大老爷、皇帝圣明派个“八府巡按”来查案就能解决的事。
但工商业发展起来，官方怎么看待一些新兴事物？这才是皇帝要慎重对待的问题。
事情还是一样的事情。
但事情是好？是坏？是支持？是反对？是盛赞？是怒斥？这是官方学问的意义之所在。
同样的寡妇改嫁，在先秦、在汉、在唐、在宋、在明、在顺、后世，完全是不一样的评价。譬如李清照，都成为了“不贞砀妇”。
又譬如崇祯，对唐太宗的种种不道德行为嗤之以鼻，认为拿唐太宗和自己比是侮辱了自己。但若在后世，对崇祯最多也就是“同情”，可哪怕再同情、再感同身受、再哀其生不逢时，也没人问一句：当皇帝，是崇祯强，还是李二强？
同样的，如果工商业发展起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事，该怎么定性？以及，该怎么处置？
巴达维亚糖厂的事，荷兰那边的情况，是默许使用奴工，最终认为反抗者是首罪。
而如刑政府尚书所言，若在大顺治下，首罪是随意加税的总督、次罪是糖厂承包者，奴工排到最后，基本可以安个“打渔杀家”的定性。
再比如郁金香泡沫、南海泡沫、密西西比泡沫，欧洲那边肯定是愿赌服输，赔了别哭，爱上吊上吊、爱自杀自杀。
但在大顺这边，多半就是以“把持行市”罪，逮捕炒作者、抓捕发起者，众人闹腾起来，多半也就是将趁机大发其财者的利润分出一部分，以安抚众人之心。
这样的区别只是冰山一角，或如名臣海刚峰，如果郁金香泡沫发生在其治下，会怎么处理？或者巴达维亚糖厂用奴工之事，其又会怎么处理？
这就是所谓“道”。
《春秋》可以决狱，但如果有人要用《夏冬》决狱呢？要用《墨子》决狱呢？要用《荀子》决狱呢？要用《韩非子》决狱呢？
结果肯定是不同的，只怕第一关的“亲亲相隐”，态度就肯定会完全不同。
连日本那边的儒生，都知道打着复古的旗号，用先秦古籍托古改制，说自己是儒生却搞法、墨、刑名那一套。大顺这边怎么可能会不懂？
皇帝又怎么可能不清楚，拿着十三经，能解出一万种截然不同的道义，而且还都能打着正统儒学的旗号。
莫说一套十三经，就是简单的一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要是解不出三种以上截然相反的解释，都算大顺没有人才了。
开发虾夷、将来下南洋治理南洋，以及将来可能兴盛的工商业，肯定不能用现在这一套东西去管辖。
但是，这一套东西，皇帝也只允许现在特事特办，积累经验，以观后效，
而绝对不会允许出现一种新的如同荆公新学、心学之类的学问，将这一切解释为“合乎天理”。
哪怕将来证明这一套确实行，而且不会影响到皇权、不会威胁到统治，那也只能是后来人提出来，绝不可能让此时的刘钰提出来。
提，可以。
离开中枢，削去爵位，不参与朝政，和前朝的李贽、本朝的颜元、李塨等人一样，回家去玩去吧，爱说什么说什么。
刘钰被田贞仪耳提面命已久，回的也算干脆，直接拿出王安石的例子。看似是说，你看王安石变法，但王安石也是靠旧学问的科举考上来的，旧学问差点中状元的人，不一样可以办成新事吗？
实际上，则像是跟皇帝表态：等南洋的事一完，我就了心事了。李卫公平突厥之后，蹲在家里关上门，外面的事啥也不管。到时候我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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