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每个人切身利益相关的谣言，传播起来总是飞快的。
海外贸易导致的商路流动，而商路沿线恰恰又是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镇，而城镇的市民阶层恰恰又是最害怕这个谣言成真的，是以这个谣言传播的速度，几乎快要赶上朝廷的驿站加急了。
江苏的小市民阶层对于反动倒退的恐慌，源于这些年来苏南的诸多改革。
这些改革，又都是在皇帝权衡利弊之后，认为能够加强自身统治后许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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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种种改革，往前说，源于从明朝开始的大量海外白银的进入，商品经济的发展。
这是基础。
而更近一些的基础，则是海运的发展、运河的废弃、海外扩张带来的商品粮基地，以及刘钰以此为基础在苏南进行的诸多改革。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征收实物漕米，漕米不会直接飞到京城，得有人运输。
以及松江府收大量的实物棉布，也不可能自己飞到京城，也得有人运输。
税、赋、役，是要分开的。
而国税、地方摊派，也是要分开的。
理论上的赋、役制度，和基层执行的情况，依旧还是要分开的。
刘钰改革的方向也是很简单。
收钱。
确保钱能买到东西。
看起来非常简单，但实际上没有之前二十年的积累，这就是纯粹是空想。
拿从隆庆年间一直持续到崇祯末年的江南土地之争来说，发展到两个县级政府互相攻讦的地步，根源是啥？
根源，黄宗羲也不顾炎武的说过这个问题，原因是“本来田为母、丁为子；而今世丁为母、田为子”。
再往前推，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原因？
因为，涉及到封建徭役、劳役。
必须要和户籍土地做人身绑定。
再往前推，就是当初的官田、民田的区别，以及惯性之下官田大量减少之后各个县的税率完全不统一。
再再往前推，定都北方，江南作为经济中心，这些物资不能通过传送门直接送到北方，必须要有人服徭役给送过去。
就算没有京城所需，地方上修个河堤、修个防波堤等等，也得征发劳役。
也就是说，最简单的，让田为母、丁为子，甚至取消丁的存在价值，只以田征税，就需要达到诸多前提条件。
首先，得收钱，不能收粮。
其次，钱能确保可以买到东西，物价基本稳定。而这个的前提，又是大顺需要有一支海军，和海上运输队，以及虾夷辽东南洋等商品粮基地，保证粮价稳定，并且可以把江南的物资运送到京城，维系朝廷运转。
然后，得有大量的“无业游民”，地方上如果有什么徭役，可以花钱雇他们来干。
再然后，地方上得有钱。
而地方上想要有钱，就必须搞税制改革。
搞税制改革，反过来又需要以上作为前提。
应该说，是辽东的商品粮、南洋的稻米种植园、海军、海贸贸易的白银，这四项东西，堪堪支撑起来单独一个苏南的改革。
一直到大顺彻底放弃运河，皇帝认识到钱真能买到东西之后，苏南的改革才算是基本完成。
从隆庆年间一直扯到前几年的土地赋税、地丁、劳役、耕地归哪个县等等的一系列争端，才算是最终解决。
当有了以上一切基础之后，才能做到“以田为母”。
之前很多的大儒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想的改革方案，全是往回退——搞井田，那这实际上也就是空谈。
当这一项改革完成之后，实际上才算是真正解除了苏南地区，压在资本萌芽头顶的那块硬土。
由此引发的工商业税收改革、朝廷所需棉布以白银货币订货反向催生手工业发展、取消诸多工商业的封建徭役、改革丝织业的官营体系下皇权无偿占有劳动价值等等。
拿松江府的布解来说。
前朝要先征收棉布，然后派人服徭役，把这些棉布送到京城。京城那边再克扣一下、途中再克扣一下，基层里正又握有派役的决定权，再加上生员科举官员的优免……理论上，后期也可以政府出钱，花钱雇役。但实际上，一来没钱，二来给的那几个子儿，傻吊才去呢。
是以理论上，又是要按照贫富分摊、又是要粮长征收，似乎可以很公平。
但理论上公平的事，到了基层，既是胥吏狂欢。
刘钰则一改过去的办法，按照朝廷所需，一年松江府也就征收17万匹的布。
并不多。
税制改革之后，收上来了税，直接下订单，纺织工场生产，验货装船，北上天津，交割，完事。
看起来很简单，可没有前面的诸多准备，实际上真就做不到。单单一个没有南洋种植园的爪哇棉花，就可以在第一步卡住。
这种改变，以及海外贸易、南洋松江布驱赶印度苏拉特布、欧洲走私等等，极大地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同时，也因为大型的蒸汽时代工厂，还未波及纺织业。
所以，此时，对小生产者、小手工业者来说，处在一个“前弊尽除、后弊未至”的阶段。
基本可以视作大顺苏南小资产者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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