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君心难测，此时的情况就是最好的体现。
刘钰不可能去问问皇帝，哎，你是不是准备在死前把黄河问题解决了？
毕竟，对皇帝来说，黄河本身是不能威胁到皇权统治的。真正威胁的，是黄河决口之后的“人”。
而皇帝觉得,
可能没办法解决人的问题，所以可能会琢磨着把人解决掉。
封建帝王，屠戮百姓，如屠猪狗，这种事很正常，变种的草薙而已。
理性判断，一旦和皇帝这个在理性时代本不该存在的东西结合，那就很容易产生极为可怕的后果。
明末混乱时代，农民、贱民、矿工等，用暴力给大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因之，会让大顺的皇帝尽可能维系小农的生存；但一旦感觉可能无法维系的时候，便很有可能扼杀于摇篮之中。
这不是没有可能，而是很有可能。
一开始，刘钰听着皇帝忽然谈及轮台诏，他心里肯定是嘲讽加吐槽。
心里嘲讽说，皇帝的脑子，顶天也就到那种不谈生产力生产关系、期待几个超人的良心，搞个什么零之镇魂曲之类的东西。死前发个轮台诏，把国内的兼并问题缓解一下,
让太子去做“好皇帝”。
这当然要嘲讽。
但到了后面，刘钰越听，就感觉味儿越不对。
凡事就怕对比，这味儿越发不对的情况下，刘钰觉得，这种类似“放水淹田改稻为桑”的手段,
还不如一开始自己嘲讽的那种想法呢。
做事,
肯定要算成本。
而做事,
怕也怕算成本。
投入成本，是为了目的。
关键在于，皇帝的目的是啥？
皇帝的目的，是百姓更好的生活？还是皇权的稳固统治？
大部分时候，二者似乎外表来看没啥区别，但一旦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就会立刻露出本质。
哪怕不考虑生产力这种理性的因素，只是考虑抽象的百姓更好的维系小农生活这个目的，投入几亿两白银，也是值得的。
但如果只考虑皇权的稳固统治，实际上……是有成本更低的解决方案的。
铁路的出现，的确让皇帝增强了统治的力量。并且给皇帝塑造了另一种可行的方案。
一旦从京城到汉口的铁路大致完工；再配上海州到徐州再到皖北河南的铁路。实际上，黄泛区——大顺的黄泛区，多半是后世的黄河下游流域，而不是原本历史上花园口后的黄泛区概念——已然是一片四面皆围的死地。
按照刘钰设想的花钱移民的构想，这需要大约至少三五亿两、甚至更多的钱，才能解决。毕竟还涉及到几千万亩的耕地，挖黄河的河道,
必然是最好的耕地区，因为黄河不能穿山越岭加爬坡，水往低处流嘛。
并且其中必然夹杂着反抗、混乱、以及即便做了也未必能成。
而如果皇帝真要搞点反人类的办法，那只能说，成本确实大大降低。
水一冲，死一波、杀一波。北以黄河新河道为壑、西以铁路为墙、南以富裕乡绅防止灾民南下为忠、东以大海为弱水。
到时候，不但迁徙成本大大降低，而且少了许多迁徙的怨气，顺带还能重新分配土地。
甚至，完全有可能在大量迁民之后，于黄泛区搞中唐均田制，打造成为皇权的新堡垒，极大地增强皇权的力量。
并且，在铁路出现之后，以及大顺的财政状况，这种想法，是真的有可行性的……
而且，不论是难度，还是对天下结构稳定的破坏，都比刘钰一开始以为皇帝要搞的那种轮台诏的手段，简单多了、影响也小得多。
虽然不知道皇帝是不是真这么想的，可听着皇帝说的那些话，刘钰总感觉味儿很是不对，着实很慌。
于是乎，在皇帝听来，刘钰的这番话，让皇帝略微有些诧异。
就刘钰在阜宁、苏北等地的手段来看，怎么看刘钰都是个激进的变法派。
皇帝万万没想到，刘钰竟然说出来一个相对来说最为保守、最为温和的办法。
虽然这个内部的保守、温和，是以激进的对外扩张为基础的。
说温和，那自不必提，确实温和。
说保守，因为刘钰的这个想法，完全避开了改变黄河可能泛滥去的土地制度、土地私有制是否要改变的方向。并且，显然是以维系现有一切制度为基础的迁民计划。
皇帝相信以刘钰为首的枢密院那群人，对于外部世界的判断，那里集中了大顺对外部世界最了解的一群人。
而且既然刘钰说五年之内能够解决很多问题，皇帝鉴于之前的信任，也相信五年之后，财政收入翻一番颇有可能。
只是刘钰把问题直接引向了黄河问题，让皇帝有些诧异。
不提皇帝到底是怎么想的，现在的黄河问题，就是一滩屎，指不定哪天炸了，谁挨得近谁就得黏一身。
庙堂边缘、江湖深处，喊着解决黄河问题的人，没有威望也没有足够的朝堂高度来做这件事，只能空喊。
庙堂之高，谁敢抗这个事？谁又想抗这件事？
但皇帝没有直接去接黄河这个话茬，而是问道：“以爱卿之见，此番印度、欧罗巴事，是必胜之战？已经到了需要考虑败、一切要按照打赢的方向去考虑将来了？”
刘钰深吸一口气，前所未有地郑重道：“回陛下，臣昔日顽皮，得陛下垂青。彼时军改时候，臣便说，要做到纵无能之将，而有有制之兵，成不可轻败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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