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以上4条法令对于丰臣朝廷来说有些陌生的话，那么《天下检地令》大名们就熟悉很多了。
只是这次的《天下检地令》有所不同，为了给之后征明做准备，秀吉就必须要摸清楚天下各地的实际知行数目。
但是在此之前各地上报的知行数其中的度量衡从来都没有统一过，最直观的例子就是九州在被秀吉讨伐之前，筑前的知行为33万石，但是在被秀家控制并用丰臣内部的度量衡进行测量之后，直接飙升至45万石。
很多人觉得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不过是一纸旨意的事儿，其实没必要大书特书，但是真正进行过一线工作人才知道秦始皇的伟大。
试想一下当有民众来找你填表格时候，“在年龄问你是填周岁还是虚岁；姨妈算不算直系亲属；家庭住址是填身份证上面的还是实际居住的地址；我有两套房，两边都在住，两个都填还是填一个”等诸多问题的时候，你才会明白全国统一的标准有多么重要。
以印度为例子，他建国后才统一度量衡的，采用公制，各邦民间还保留有多少奇怪的度量衡，印度政府都不知道；但是到现在文字还没统一！
在上世纪70年代之时，在印度不同邦之间买卖布匹还会出现长短不一的情况，甚至不同邦之间的印度人，都听不懂别的邦的土话。
其实像印度混乱到极致说不定还方便管理，毕竟这样就从根源上打消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问题。
向欧洲历史上各个自由市之间的度量衡不一样，他们都心知肚明，因此在每次交易之时都需要经过精密的计算，大量的精力和时间都浪费在换算上了。
其实这个问题在金属钱币的兑换上尤为明显，这也是替钱屋和钱庄大行其道的原因。
但是，如果你想要像德国一样快速崛起，那么统一度量衡就是必要的。
远的不说，统一度量衡之后，各个自有城邦之间的贸易效率大大提升，市民和工厂也不用耗费大量的时间在单位换算上面。
购物也不再是一个需要文化的活计，消费的升级促进了产业的升级，产业的升级进一步促进消费升级，而国家则从各种升级中收取税后，形成良性循环。
这个时代的秀吉或许不清楚其中的道理，但是过去做过行商，行走在近畿和关东之间的秀吉很清楚各地度量衡的差异。
即便是为了更好的掌控国内也好，他都需要下达命令统一度量衡。
比如在知行地的面积上他就规定“6尺3寸(约191㎝)的平方＝1步，30步＝1亩，10亩＝1段（反），10段＝1町。”
换算成现在的单位进行理解就是3.65平方米是1步，110平方米是1亩（中国后世的1/6），1100平方米是1反（后世1亩的1.6倍），1.1万平方米是1町。
根据此次丈量法，有的地方的地租大大降低了，而有的地方的地租却增加了，放在总体来说，秀吉编制的地籍薄比足利幕府时期大大增加。
另外此次检地在制度上也与过去不同。
自战国时代尹始，各地的检地就以自我申报的形式的方式为主，不过这一次，秀吉却任命了包括浅野长政、堀尾吉晴、中村一氏、生驹亲正四人为总代表，分别负责北陆 信浓、西国、九州 四国、东海道 甲斐近畿的检地。
这些人之下分配加派一柳直末、田中吉政、谷卫友、寺泽广高、新庄直赖、斋村政广、别所重宗、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等家臣配合。
至于秀吉的核心近畿之地则分别交给的前田玄以和石田三成两人负责。
由此一来秀家这边就需要分别面对中村一氏和堀尾吉晴两人的检地，而德川家康这边要分别面对浅野长政和生驹亲正两人。
秀吉之所以这么重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打算借着此次检地，依照新的统一规定，重新划定天下的田亩，同时摸清领内的人口情况，顺便兼顾刀狩令的实施，收缴民间的刀具。
因此不论是负责总方略的各地负责人，还是据地分国的奉行与力，都是身负重担责任重大。
像秀家这边需要同时应对田中吉政、大谷吉继和增田长盛三个人。
倒不是秀吉刻意刁难秀家，而是西国之地几乎就两个大名：毛利和宇喜多，秀吉需要派遣两个值得信任并且情商比较高的人去处理这两个大名。
于是就有了石田三成负责山阳、田中吉政负责山阴、大谷吉继负责四国的安排。
当然即便是一名奉行或与力负责一道依然不足以在短时间处理领内的数据，因为这个时代并没有完善的教育体系，特别是在数学上多是师傅带徒弟的模式。
更没有像秀吉这样在领内开设弘文馆的存在，即便是武士识文断字的比例也比较堪忧。
这就使得这些奉行根本不可能抛开这些领地的名主自己去重新丈量土地划定税赋，因此此次检地虽然大张旗鼓，依旧没有拜托名主们的操控，就像海绵里的水，虽然挤出了很多，但是依旧存在一定水分。
秀吉这么大张旗鼓的重新划定土地的面积，为了就是在统一的亩数上进行推算田亩的产出，将田亩分为上中下三田，征收不同的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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