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遇到了水旱天灾，因江南民风淳朴富甲一方，以往富人乡宦读书人大多都会拿出钱来赈济，大户人家拿出米面来煮粥；乡绅会上本求圣恩浩荡，将钱粮或是减免或暂停征收，并且朝廷发钱粮救济灾民。
即使乡绅不肯上本，百姓们也有上公疏的，就算乡宦们不肯上本，也还有两院道府上个公呈。
没想到今年随着府官离任，杭州官场和乡绅任却由乡下灾民没粮食吃，而百姓们就没一个言语的，要不是巡边御史或途经此地的官员上表，朝廷还以为杭州没事呢。
徐灏猜测不出原因，这几日暗中观察不得其解，发觉官差和漕粮衙役一个个如狼似虎，不但不接济百姓反而到处催讨赋税。
经过夏家人的解释和俞士吉的书信，才知原来这些年来，江南各地欠了太多的税粮，光是湖州一地就拖欠了整整六十万石。
洪武晚年，每年各地官府寅支卯粮，使得亏空越滚越大，虽说去年免了一年税赋，可往年积欠的怎么办？上一任官员留下的债，下一任官员自是不想认，有样学样的拖过三年，继续留给下一任。
时间久了，地方官员恐朝廷追究牵连同僚上司，因此不管是谁来做官，投鼠忌器之下也只能掩盖真相了，仓库里一点存粮都没有，怕饿死人就往死了寻富户大户们的过错，逼着其拿出粮食来，以至于谁还会再往外掏钱粮赈济？
对寻常百姓也是，小米卖到八两宝钞一石，官府犹自不肯平抑粮价，不是养不活儿女嘛？正好拿去男孩卖了做佃农，女儿好看些的卖去做扬州瘦马，或为奴为婢。
更可恨的是有百姓不服去官府告状，一般这荒年讼状的花费是减免的，一张状子递上去，不管有理没理，出差拘唤要钱，听审的时候，传唤证人什么的也要钱；审案子的时候，动辄以修理衙宇等名义，三四十两的罚银子，或罚米折银、罚谷折钱、罚木头折钱、罚砖瓦折钱、罚土坯折钱，注明限期三日。
哪怕第四日交了也不行，逼着百姓卖房卖地卖儿卖女，若卖不出去，把当家的人逼死了，愁寡妇孤儿不接连饿死？死的干净，可以把家事估价绝产，限定了价钱，强派四邻出钱。
因此每每一件小事，杭州不知要干连多少人家，人被逼到了这等田地，恨不得有人揭竿而起，谁还会上公疏？
徐灏又怒又气，吏治之难就难在这里，就算把这些官吏都杀了，也会有下一批冒出来，就算朱元璋如此激进的杀了数万官员，这才故世几年，吏治又恶劣如斯？
在对待官员上面，古往今来没几个人能做到朱元璋的除恶务尽，就算朱棣也做不到，朱高炽就更别提了，当然杀人也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再说徐灏也不能擅自出手干涉地方政事，更不能上门打脸再派人抓起来当街处斩，如此莽撞只是适得其反，弄不好还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而且因朝廷已经派了官员，轮不到徐灏来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杭州官员这几日也大为收敛，改为积极协助户部官员赈灾。
是以徐灏选择继续隐藏幕后，他对赈灾也算是很熟悉了，反正不法官员跑不掉，不用着急算账。
把带来的万石谷物以夏家的名义发卖，谷价不是六钱八分一斗嘛？夏家只要一分二厘一升，折算铜钱才十二个。
每人每日只许买一升，并不防备那些衙役豪强趁机捞取好处，徐灏的便宜又岂是那么好骗的？有一个算一个，将来谁也跑不了。
谷物算是粮食作物里做便宜的一种，想灾年能填报肚子就不错了，徐灏压根没想过自家掏钱去购买大批水稻小麦给人吃，紧急从山东等地买来谷物数万石，以成本价卖出去，就算加上损耗和运费等等，满打满算也用不上多少钱。
有了夏家在东南西北设置的四处粮店，加上朝廷赈济和打击不法粮商等多种因素，城内粮价大幅度的降了下来。
夏夫人从丧子之痛中走出来，每天在店里坐镇，百姓蜂拥而来买粮食吃，其中有人说道：“六十八个钱的谷，你家只要十二个钱，何不连这几个钱也免去，爽爽快快的济贫呢？图个好名声和官府奖励，哪像现在名利皆无。”
夏夫人笑道：“我乃京城沐家出身，受了朝廷多次恩典，还要什么奖赏？豪门富户，乡宦大家都不肯捐些出来赈济，我一个老寡妇贪图什么名声？夏家没什么积蓄，卖几个钱保存元气，等好了年成，我还要把粮食补回原数，预备下次荒年哩。”
百姓听了频频点头，人人都说夏夫人说得在理，远处的徐灏和沐凝雪相视一笑，心说奶妈是个会过日子的人。
夏家人也不是好糊弄的，虽说不知徐灏打算一朝秋后算账，面对买谷的百姓们，其中有那转卖获利之人，认住了不卖给他，灾民也帮着指认，这时候类似之人就是过街老鼠，一旦传扬出去谁不鄙视？渐渐的也就没了。
有百姓问道：“我家里人多，一升不够吃，能不能多卖些？”
家人说道：“你家里真要是人多，叫他们自己来买，以便查认。”百姓见夏家委实说的在理，便没了意见。
总之饥民有了贱谷得以吃饱饭，有饭吃就有了力气，可以替人家做活，帮工，得了工钱可以买谷子吃。这杭州自唐朝以来农业经济都最为发达，纺织等行业并不因灾荒而变得萧条，反而因去年开放了海禁，作坊都在增加人手，这也是为何尽管官府搅得治下天怒人怨，大多数灾民依然能够勉强活下来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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