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卓凡和慈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慈禧本人，又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化呢？
关卓凡考诸于史，有这么个看法：原时空的御姐，再怎么能干，说到底并没有真正具备完整的“改革”意识。
这不是慈禧一个人的问题。
“改革”的前提，是真心实意的承认自己落后了，并且是全方位的落后。原时空，“同光中兴”的数十年，清朝的统治阶层，从中央到地方，人才辈出，但几乎没有人，肯真正戳破这层窗户纸，不论是在台面上，还是在私底下。甚至，静夜独处，以口问心之时，大约亦如是。
因此，就弄出了个“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说法，最多是承认“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可是，尺再短，寸再长，尺不也比寸长吗？
这个说法，是保守派能够接受的极限，于是，改革派就只能在“寸有所长”上下功夫，顾不上自己“尺有所短”了。中国的近代化建设，就只能在新旧两派的夹缝间，勉强蹒跚前进。
关卓凡并无意苛责前人。以中国体量之巨，文明制度惯性之大，在没有任何成功模板——指的是老大农业国成功蜕变为近现代工业国——可以学习的前提下，慢慢摸索前进，几乎是必然的选择。
我们没有可能不支付不断试错的代价。
不然，即便大方向走对了，可如果步子迈得太急、太大，不但会扯着蛋、撕着胯，会摔跤、翻车，甚至会一个收掣不及，滚下悬崖，粉身碎骨，再无翻身之日。
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历史现实，不要太多。
关卓凡发现，二十一世纪，多少在网上痛斥晚清统治者“丧权辱国”的愤青，骨子里其实保守得可怕。不要说改革制度了，就是一个称谓、口号的变化，都能够引起他们铺天盖地的反对。理由嘛，说到底，无非“我泱泱中华，文明器物，啥没有啊？为什么要求诸野蛮腥膻之外夷？恶心！”
这种口吻，和“不可变乱祖宗成法”，有任何区别吗？这种人，如果生在晚清，百分百会成为改革的最有力的反对者，成为他们痛心疾首的“丧权辱国”的真正始作俑者。
嗯，混得好的话，拿来做清流，可能是好材料啊。
改革？真心难！
略略走题了，回到慈禧身上。
在缺乏真正的改革意识的同时，慈禧也缺乏基本的工业化概念。
“基本的工业化概念”，大约比“真正的改革意识”还要难，关于工业化的许多概念，大多是后人总结出来的，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时候，并不十分明确。
近现代工业这个东东，在晚清统治阶层的脑海中，由始至终，没有完全脱出“奇技淫巧”这个路子。
曾国藩曾经跟关卓凡说过：“今视洋务，有事有权，权则操之总署，事则不离口岸，而口岸之中，则又以上海为重。”话里的意思，跟关卓凡当时所想，完全一样——京城保守势力强大，不是办洋务的好地方，真正推动洋务的发展，还要靠地方上的自强。
但是，那是他“当时”的想法，现在的局面，和“当时”已经大不相同。
一方面，他已经领袖中央机枢，掌握了洋务的领导权；另一方面，经过几年的发展，洋务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人们的思想观念——包括保守派的，也有了初步的变化。
洋务不可能永远只在几个沿海“窗口”发展，欲进一步推动洋务，使之深入发展，并行之于全国，“大脑”——最高统治者的观念的转变，这个改革成功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条件，不容继续回避了。
那么，如何帮助最高统治者——慈禧转变观念呢？
一言以蔽之：走出深宫，睁眼看世界！
用最直接、最强烈的视觉、听觉之感官刺激，叫御姐明白：人家在哪里？咱们在哪里？距离有多大？理想如何丰满？现实又如何骨感？可不可以闭上眼睛不承认落后？可不可以不改弦更张奋起直追？
乃有“太后阅兵”天津之行。
关卓凡相信，在“冠军号”巍峨庞大的钢铁身躯面前，最保守、最卫道的人，也无法免于震撼，也不能对着这“灭国之威”，说：这只是“奇技淫巧”。何况，圣母皇太后本来就天资聪颖，本来就是这个时代最聪明的人士之一？
原时空，慈禧晚年的昏聩，实在是：本来就“读书少”、见识少，又长期幽居深宫、耳目闭塞——再聪明的人，不学习，不和外界接触，时间长了，也必然要和时代脱节；年纪大了后，脑子也必然会变成一团浆糊的。
慈禧的的反应，比关卓凡最乐观的估计还要好：小站阅兵、演炮，已经做了足够的铺垫，慈禧和“冠军号”第一次邂逅，在关卓凡未做任何实质引导的情况下，御姐就萌生了最朴素的工业化概念——她本能地开始计算、思考钢铁产量和国力、军力之间的关系了。
之后，关卓凡向慈禧介绍橡树于成就英国海上霸权之重大意义时，由橡木而转钢铁，慈禧的思路随之变化，毫无滞碍，自然而然，进一步加强了“钢铁立国”、“钢铁强军”的观念。
等到“冠军号”舰艏一百一十磅“阿姆斯特朗”后装线膛炮一声怒吼，御姐整个人，都被卷入了工业革命的炽热硝烟，一刹那间为之窒息的她，恢复了呼吸之后，便再也无法从这条钢铁大道上后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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