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卓凡发现，当时的朝廷，对这种“大清特色MBO”，几乎没有抵抗的能力。
原因并不太复杂：洋务运动的早期，中央还保有对“洋务”的一定的控制力；到了后期，办洋务，愈来愈依靠李鸿章等地方督抚，最终，朝廷完全放弃了对洋务的主导权。南洋大臣、北洋大臣等奇葩之设，就是洋务的主导权，由中央转向地方的标志。
中央机枢，已经没有真正懂洋务的人才，更加没有文祥这种不但精通洋务，且头脑清楚、自有主见、上位者不能移志的人才。办洋务，上位者稀里糊涂地做着甩手掌柜，自然只能听任李鸿章、盛宣怀等上下其手，任意施为。
李、盛等人玩儿的把戏，并不是都那么高明。轮船招商局收购旗昌公司，其中弊端，左宗棠、刘坤一等封疆大吏，都有所发觉，并上书攻讦。可是，李鸿章的自辩亦足眩耳目，朝廷难辨真假，纵有怀疑，也只能放在肚子里。
更重要的是，办洋务，少不得李鸿章，倚俾过深，无法翻脸，所以，对李氏类似的攻讦，总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宗室亲贵并未完全失去对地方督抚鸠占鹊巢的警惕。德宗、慈禧先后升遐，溥仪继位，掌权的一班少年亲贵，终于要“拨乱反正”了。
先是弄出一个“皇族内阁”；接着，要收天下财权于中枢，还要清理北洋的财务——“收天下财权于中枢”固然是痴人说梦，北洋的账，从李鸿章到袁世凯，数十年下来，那是天底下第一盘烂账、黑账，如何清得？
最后，载沣、载泽、载涛的兴头愈发大了，居然要杀袁世凯。
这帮二货，不知今夕何夕，还以为此身尚在康、雍、乾之世！他们云里雾里做着清秋大梦，官僚资本已经下定决心，要更换“代言人”了。
史鉴殷然，关卓凡想，我该怎么办呢？
怎样才能保证，我治下的“国有企业”，不重蹈原时空“内部人控制”的覆辙呢？
关卓凡一个脑袋两只手，分身无术，不能自个儿去办企业。可是，他能用的人，还是这个时代的人，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原时空创办、经营、掌控“新式企业”的那拨人——这拨人，毕竟是这个时代最开通、最能干的一批人。
譬如，关卓凡用之于开平矿务局的唐廷枢、轮船招商局的徐润、福建船政的伍廷芳、顾委会铁路股的张荫恒。
容闳就更不必说了，已经成为他办理洋务的左膀右臂之一。
但是，说起观念、操守，这个时代的人，本时空较之于原时空，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这个时代，“公仆”、“为人民服务”之类的观念，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关卓凡已开始在轩军中培养类似的观念，也算是小有所成，但若说要深入人心，那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这个金手指，一时半会儿的，关卓凡无论如何也开不出来。
现阶段，关卓凡能够保证轩军的战斗力以及对他本人的忠诚，但是，轩军干部一旦走出军营，放诸企业，关卓凡无法保证，他们不会在巨大的利益的诱惑下，变身为“内部人”，行李鸿章、盛宣怀之事。
轩军的干部，关卓凡自认是这个时代最符合工业化要求的人才了，在“内部人控制”问题上，尚无法真正信任，别的人，就更加不必说了。
事实上，历史上的唐廷枢、徐润、伍廷芳、张荫恒，“廉”之一字，都不无可议之处。
但关卓凡还是得用他们，还是那句话——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开通、最能干的一批人。
所以，不能仅仅因人成事，国有企业，必须从一开始，就建立符合近现代化企业治理标准的经营机制、监督机制。
关卓凡决定，从建立近现代财务制度入手。
工业社会的经济活动，复杂程度远远超过农业社会。中国原有的财务制度，简单粗疏，标准不一，根本不足以应对工业化进程中愈来愈复杂的生产、贸易。原时空的洋务运动，企业效率畸低、管理混乱、漏洞百出，“内部人”上下其手、无所顾忌，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近现代财务制度之设，收支盈亏，囊括无遗；条分缕析，一目了然，对企业控制成本、趋盈避亏之作用，十倍于中国旧有的“记账”；若有舞弊情事，循迹按究，哪个环节、哪个经手人出的状况，亦无所遁形。
单靠中国自己，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完善的近现代企业财务制度，是不现实的。关卓凡认为，仿佛“西法练兵”，办企业，一样是需要洋“教官”的。
这才有“中美人才互通计划”。
洋人顾问中国企业财务，甚至直接掌握企业财务，则该企业一切机密尽为其洞悉。关系如此重大，“财务顾问”、“财务总监”的敏感和重要，不是普通技术人员可比，除了能力、操守之外，还需要得到中国政府的政治信任。这种政治信任，除了拥有“鲜血浇铸，磐石不移”之“邦谊”的美国，不做第二国想了。
还有，即以能力、操守论，有合众国政府的背书，这批“美国顾问”亦比关卓凡自己出去找来的人强。关卓凡不是找不到有能力、有操守的人才，可是，找到这么大数量的符合要求的人才，就不是任何个人办得到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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