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小人’——”
曾国藩沉吟了一下，笑了一笑，“我想起夏瑗公著《幸存录》，说‘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边制寇，卒无实着’；黄梨洲大动肝火，著《汰存录》驳斥，说‘夫筹边制寇之实着，在于亲君子、远小人而已’——呵呵！”
夏瑗公，即夏允彝，瑗公为其号；黄梨洲，前文有过介绍，就是黄宗羲了。
赵烈文双手轻轻一拍，“黄梨洲这两句话，真正是自画东林面目！‘亲君子、远小人’，在他眼中，这六个字，就是仙丹，就是大力丸！包治百病，一贴见效！什么‘实着’不‘实着’的，皆如云烟！”
微微一顿，“至于什么是‘君子’？什么是‘小人’？东林就是‘君子’！与东林唱反调的，就是‘小人’！一句话，非吾族类，就是‘小人’！”
“东林、复社，”曾国藩说道，“一脉相承，彼此呼应，其实，本来该算是‘自己人’了。”
“可不是？”赵烈文说道，“夏瑗公不过就说了几句公道话，黄梨洲就翻脸了！就一脚将这个‘自己人’踢进了‘小人’里头了！还说什么，《幸存录》该叫《幸存录》，该易名为《不幸存录》才对！”
夏允彝是复社的骨干之一。
“真正的‘自己人’如史宪之者，”赵烈文继续说道，“一天不到便弃扬州于敌——没关系！照旧侧身鄂国、文山、武侯之列！照旧当他的‘千古完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君子’啊！他‘死节’了啊！”
“‘实着’既然如云烟，这个城，守得住、守不住，自然也同为云烟了！”
说到这儿，赵烈文重重的“哼”了一声，“嘴脸！”
曾国藩眉头微蹙——他不喜欢用这种刻薄的语气月旦人物；不过，终于还是无可奈何的笑了笑，没说什么。
“都说‘不以成败论英雄’，”赵烈文说道，“可是，不以成败，又以什么？以‘君子、‘小人’？那不迟早变成‘夫筹边制寇之实着，在于亲君子、远小人而已’？”
顿了一顿，“只不过，这个‘成’——譬如守城，并非说一定要敌人解围而去，才算‘成’了，就像《祭史可法》一文中说的，‘一日曰一日功，二日曰二日功，八十一日，实可曰大功矣！’”
再顿一顿，“可是，‘奈扬州之半日见弃何？惜史公之一日功未足乎！’——皮里阳秋，不过——痛快！痛快！”
曾国藩微微叹息，“确实——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吾亦为史公汗颜啊！”
顿了顿，慢吞吞的说道，“‘以成败论英雄’——惠甫，你说得有道理。”
“爵相，”赵烈文说道，“黄梨洲这一类高论的苦头，咱们也是很吃过一番的！平洪杨那几年，言路上头，不晓得有多少吹毛求疵的？哼，单单是吹毛求疵还算好了，还不晓得，暗地里有多少使绊子、下刀子的呢！”
微微一顿，“不然，爵相也不至惮于清议，忧谗畏讥，到了杜门不出的地步！咸丰七年、咸丰八年……哼！”
咸丰七年，曾父去世，曾国藩回乡奔丧，两次上疏，请求在家终制，彼时贼炽方张，朝廷要曾国藩“夺情”，但曾国藩畏于清议，死活不肯挪窝，朝廷无可奈何，只好同意了他的要求。
直至一年半之后，福建局面糜烂，在朝廷的一再严敕之下，曾国藩才再次出山，办理浙江军务，驰援福建。
“清议，清议……”曾国藩自失的一笑，再叹一口气，“唉！”
“在这班卫道士的眼中，”赵烈文冷笑，“唯一之紧要者，只有他们的‘道’；天下虽大，来来去去，也无非就两个人，一‘君子’、一‘小人’！除此之外，哪里还有多少位置，留给社稷？留给朝廷？”
微微一顿，“我以为，这篇《祭史可法》，就给这班人看的！”
“你是说——清流？”
“不错！——我看，咱们的清流、明季的东林，其实一脉相承！”
“不过，”曾国藩掂着胡子，“现在不比前些年了，清流的气焰，已经消解了许多了。”
“是——”赵烈文说道，“很吃了轩邸的几次瘪，安静许多了！”
顿了顿，“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况，彼不过暂时蛰伏，‘死’，是远远谈不上的！”
“所以，就要‘贬’、就要‘抑’？”
“是！”赵烈文说道，“不然，辔头一松，又跳起来了！”
顿了顿，“譬如，升龙大捷之后，翰詹科道的折子，接二连三的递了上去，调门儿一个比一个高，有的说，应该‘午门献俘’，有的说，应该立即请法使‘下旗回国’，然后，驱逐所有法兰西人出中国！——这班卫道士，多半都是蔑洋如仇的，这一下，可算给他们找到现眼的机会了！”
曾国藩微微一笑，“现眼？”
随即沉吟说道：“就是说，同仇敌忾固然是好的，就怕……此仇非彼仇，不是真正的‘同仇’？”
“不错！不管有意无意，这班人，倒是裹乱的居多些！”
“不过，”曾国藩说道，“似乎也并非全无可取之处——譬如，那个建议设置‘驻越大臣’的折子，恐怕就颇得轩邸之心啊！”
“爵相，”赵烈文说道，“目下，有些事情，只好摆在心里头想，远未到宣之于口的时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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