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军队改动如此之大，尤其是身为军中唯一侯爵的高立功，他的东北军团实力减少最大，而且一直是他部下的高杰与刘宗敏两人还被调开，另外换了任继荣、刘希元两人担任副军团长，不免让人私下嘀咕，是否皇帝是高家有了防备。
但接下来高一功出任西北军团长，却又让所有人打消了疑问，西北军团比以前的实力还有所增加，帝国的野战军团等于有四成握在高家两兄弟手中，看来皇帝对于自己的妻兄还是信任有加，调换高杰与刘宗敏两人只不过正常换防而已。
军队之后，就是官吏的整改，朝庭决定在蒙古大草原上设立漠北省，在北京之外的整个辽东设东北省，加上又将湖广拆分成湖南、湖北，行政区比大明多了三省，而且在县以下又增加了乡一级，使之大唐的官吏比之大明不可避免的增加了许多。
崇祯时全国的官吏统计只有二万多人，而到了新唐二年，大唐的官吏已经有五万多人，几乎是翻了一倍，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加，预计补齐所有的职位，大唐的官吏人数将会达到十万人。
官员的增加相对于读书人来讲当然是好事，周凤梧等人虽然担心大唐会重现宋朝的冗官冗员情况，但明朝官员太少也是一个事实，近二亿的人口才有二万多官吏，使之基层的权力几乎大半掌握在当地的豪门手中。
这种现象导至许多下级官员无论是收取赋税还是派遣徭役，没有当地豪强的支持简直不能进行，不得已还要委托他们来经手，可想而知，官府的赋税经他们一道手会刮去多少，崇祯年间的农民起义有一大部分是由于壕强的逼迫而不是官府的逼迫。
有这样一层顾虑官员的增加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何况谁敢强烈反对，如果传了出来，恐怕就会成为读书人的公敌。
唐军一方面增加了官员，另一方面官员的待遇又大幅度的增加，朝庭对官员俸禄的支出也是大幅度上升。
新唐二年，大唐五万官吏预计的俸禄支出将会达到惊人的二千三百万银圆，平均每人的俸禄有四百六十银圆，合银二百三十两，是前明一个县令新俸的五倍，足够赡养一个十几人的中等人家。不过，既然薪俸如此之高，那象前明的什么冰敬，炭敬、节敬、火耗就统统取消了。
大唐的新俸能有如此之高，那是因为比起前明来并没有数十万宗室需要供养，只是除掉养军，养官，大唐看似天文数字的一亿银圆赋税已去掉了七千四百万，除掉用来修铁路的一千万，教育支出的三百万，实际上只还有一千三百万可以支配。
这些钱有一千万银圆要供给皇室用度，大唐以前并无内库与国库之分，以前皇帝用度都是向户部直接支取，可以说皇帝无内库，也可以说皇帝把国库当成了内库。
这种现象其实很不好，如果皇帝节俭，那当然是好事，朝庭可以把多余的财力投入了各项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地方去。
但万一换了一个奢侈的皇帝，那国库就要遭殃了，而且皇帝的权利如果没有限制的话，十有八九会是奢侈而不是节敛，李鸿基想想还是把内库和国库分开为好，所以他直接作出规定，国库收入的一成作为皇室可以支配的收入，如果国库收入增长，那么皇室的收入也会增加，反之，如果国库收入减少，皇室的收入一样减少。
这一成的收入皇帝首先要供养三万近卫军，还需要供养情报部门，剩下的才是皇室自由用度，近卫军的待遇比野战军还有好上几分，普通士兵的军饷每月达到了十块银圆，预计三万近卫军每年的经费将要花掉五百万银圆，而情报部门皇帝从不让别人插手，除了贺珍，贺景两人，谁也不知道皇帝每年会花费多少钱。
文官们对皇帝坚持要自己的名义发给近卫军军费有点难予理解，在他们看来，整个帝国都是皇帝所有，又何必给近卫军的军费单独列算，在李鸿基看来，此举却是再明白不过，近卫军只是作为保护皇帝的私军，既然如此，自然是要由皇帝来发给军费。
至于情报部，李鸿基为了不使自己成为前明皇帝一样，成为一个聋子、瞎子，只是高高在上的一个摆设，更是必须要单独批给经费，只有经费独立了，情报部才能真正独立于官员的系统之外，使之不会与官员勾结欺上瞒下。
情报部们以前的主要责任是获取情报，而贺珍的手下以前还兼任了走私，策反等重任，因此情报部门也有不小的武力，唐军统一全国后，除了对周边国家的监视外，贺珍以前建立的情报网就成了针对内部了，这和贺景的职责构成了重叠，为了避免自己内部的争斗，李鸿基将他全部划成了贺景的手下。
这样一来，贺景的手下也有不小的武力，李鸿基新赋予了他们对于官员贪污，乱权等犯罪行为监督，纠正的权力，不过为了防止情报部们权力过大，李鸿基还是另作了措施，如果有朝庭五品以上官员犯罪，情报部没有单独办案的权力，必须在刑部官员的监督下进行。
皇帝虽然有一千万银圆的支配权，但除掉近卫军和情报部的经费，可以说最多只会剩下二百来万的经费，这个数目看似相对于前明皇帝来讲太少，但前明皇帝要养后妃，宫女，太监近十万人，而大唐皇帝的整个后宫加上侍卫人员才一千多人，可以说基本上还是很宽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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