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对上海还是有着很大贡献的！”
王恒岳忽然话锋一转：“或者不仅仅是上海，而是在推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你们都有贡献。”
大总统的口气一下变得缓和起来，让虞洽卿这些人有些不太适应。
“当年张謇提出了实业救国的口号，也真正的去做了，然后带动起了一大批人，展开实业救国道路。”王恒岳在那平静地说道：
“上海能够发展到今天，有你们的功劳，但是这条路的确非常坎坷。你们又要想方设法在外国企业的包围中夹缝六求生存，又要应付来自列强、帮派等等势力的威胁。可这也怪不了你们，我们的政府很弱小，管理国家的手段又很薄弱，没有给予你们最大的帮助，让你们不得不依靠自己，不得不在应付各方势力的同时勉强求得生存。”
王恒岳的这几句话，让上海工商总界的几位代表心里大是感激。大总统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其实他们当初创办实业，大多都抱着实业救国的想法，但是生存环境之恶劣，却让他们又是长吁短叹，又是心灰意冷。
“实业救国并不成功，起码张謇是失败了。”王恒岳沉吟着道：“如果要说对张謇办事业影响最大的，不是某个人，而是一个国家，日本，张謇赴日本考察七十天。回国以后，他把日本的成功模式总结为‘圣王之道’加‘机器之学’，并且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开始了他在南通的庞大事业。对于日本，张謇既推崇，又一直较着劲儿。日本有一个大商人涩泽荣一，我想你们都知道吧？”
几个商人点了点头。
王恒岳接着说道：
“张謇和涩泽荣一他们的经历相似、经济思想相似，而且社会角色相似，都在国家发生转型时期担当政府和商人沟通的桥梁。涩泽荣一的公众形象是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而张謇的信条‘言商仍向儒’，中国的张謇失败了，日本的涩泽荣一成功了。但是在我看来问题并不是为什么张謇失败、涩泽荣一成功，而是为什么中国失败、日本成功了？
同样是遭遇外来冲击的后进国家，中国凭什么就输给日本？我看只有四个字，‘民族精神’的缺乏。传统中国是一个只有天下理念，而没有国家理念的社会，涩泽荣一则在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广泛推行‘国事理念’，我经营这个企业不是我个人的要求，而是国家发达的要求，这一点非常重要！”
王恒岳朝商人们看了一下：
“这看起来像是口号，可是它在日本经济腾飞过程中的重要性，几乎相当于新教论理之于西方。反观我们的国家，除了民族精神的缺失，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制度缺失，而且民族精神的缺失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制度的缺失。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进行了制度的改革，这是根本的社会制度的改革。而同期中国的洋务运动只是制度内政策的调整。中国的实业家成功的非常少，就是制度上的原因。
这种制度上的缺失在于对于制度的误解。满清时候洋务派成立上海轮船招商局，股份公司算是搞起来了，它的制度条文基本符合外国对于股份公司的标准。但是当时中国根本没有公司法，都是自己摸索的。在李鸿章眼里，大概觉得股份制和枪炮一样，拿来就能用，那就错了，他把制度引进和光电之学的引进等同了。股份制是一种先进的制度，里面有很多要学习掌握的。当时对股份制的理解欠缺到什么地步？国家发行的债券就叫股票，满清连债券和股票都没分清。”
虞洽卿、朱葆三几个人笑了起来，的确，当年的满清政府做的这些事情荒谬到了极点，在现在开看起来，实在是个天大的笑话。
不过王恒岳脸上一点笑容也都看不到：
“满清政府对于实业家行为的不闻不问。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往往在遇到一次危机的时候，政府根本不去理会，这将导致你们倾尽一生的事业全面崩盘。在我的政府中，这样的情况将肯定不会出现！”
这话一下引起了这些商人的注意。
王恒岳的语气依旧那样的沉稳镇静：“一旦在未来发生危机，那我的政府将会采取了大规模的紧急救济措施，为各行业提供经济贷款援助，帮助你们走出困境！”
商人们的脸上露出了喜色。这是中国的政府元首第一次公开表明态度，要全力扶持帮助商业界。无论大宗用后大总统的这话是真是假，但起码他的表态，让这些商人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王恒岳轻轻的舒出了口气：
“我们中国过去是个大国、强国，但是现在只是个后进国家。对于后进国家来说，我们要学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要改变的东西也实在是太多了。可政府扶持经济的思想不会转变，我将给予你们最大、最直接的帮助，而你们也要给予我最大、最直接的帮助！”
说着，他直接点了虞洽卿的名字：“虞老板你在上海滩人称‘阿德哥’，受人景仰，我在广州也多次听到你的名字。你在充当洋行买办的时候，有一广东妇女黎黄氏携带婢女十余名途经上海，被英国巡捕诬为人口贩子而横遭逮捕。在会审公廨开庭审理时，英国副领事德为门又颠倒黑白，胡判乱断，激塌民愤。虞老板目睹此情，挺身而出，在公堂上据理力争，为维护中国人的尊严仗义执言，深为社会各界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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