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松在安南绞尽脑汁算计着如何抵挡大明即将南下的大军，可在京师，除了直接负责军事的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其他人全都一如既往的过着平静的生活。
没有人轻视安南的抵抗，可也没有人会把安南人的抵抗放在眼中。
在大明人看来，安南虽然号称小中华，国力军力却都和大明有着天壤之别。宣德年间放弃交趾承宣布政使司，也不是因为安南人的抵抗让大明无法承受，而是大明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
在永乐年间，太子朱高炽的储位一直都受到汉王朱高煦的强力挑战，两人同是永乐帝的嫡子，一母所出，除了早从娘肚子里爬出来外，朱高炽并不比朱高煦更有优势。
另外，因为身有残疾，加上过于肥胖，朱高炽向来不受英武过人的永乐帝喜欢。与此相反，汉王朱高煦却相貌堂堂，骁勇善战，做事风格和永乐帝极其相似不说，还在靖难之战中多次营救永乐帝，以至于永乐帝当场许下诺言，以后一定把皇位传给汉王朱高煦。
当然，永乐帝说这话的时候也有另外一层考虑，他的大哥、太祖皇帝的太子朱标，因为体弱多病而死在太祖朱元璋的前面，按照历代的皇位传承习惯法，应当在永乐帝这一辈的兄弟中间挑选太子，可英明了一辈子的明太祖朱元璋这次却犯了傻，直接立了朱标的庶长子朱允炆做皇太孙，从而引起了皇族内部的矛盾，使得永乐帝铤而走险起兵造反。
正是考虑到这点，永乐帝朱棣在看到长子朱高炽体弱多病仿佛要步朱标后尘的时候，就直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自己的位置，要在自己儿子当中挑选继承人。
可遗憾的是，永乐帝错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长子的生命力有多强，一直等到他死后十个月，登基做了皇帝的朱高炽才撒手西去。
可怜的汉王朱高煦和朱由校的皇叔福王朱常洵一样倒霉，都是在兄长做了皇位，确定了帝系传承之后，才后知后觉的发现胜利和自己曾经只有半步之遥。
只不过，和没兵没权的福王朱常洵不同，汉王本身就是一名极其出色的将领，有着自己强悍的嫡系部队，还有众多的靖难时候的战友，一怒之下，汉王就发动了谋反。
而安南黎利的起兵，正好卡在汉王朱高煦和宣德皇帝朱瞻基争夺皇位的节骨眼上。为了集中力量平定国内的不安定因素，宣德皇帝半推半就的放弃了安南，开始对那些和汉王关系深厚的武将势力进行打压。
对于这点，堪称安南一代人杰的黎利十分清楚，他指挥的几场和明军的战斗，无一不是利用明军将领自大心理通过偷袭得手，没有一场是正面硬撼的，使得明军撤退后，黎利还是心有余悸，在双方谈判中主动服软，送上包括两个金人在内的贡品谢罪。这两个金人全部有成年男子大小，单这一项就要耗费安南差不多一年的赋税，每三年一次，一直坚持到黎氏被莫氏取代，以至于大明放弃安南后，竟然能收到比直接统治时候还要多的收入。
有着这样的前科，加上大明在东征建虏后军事实力增长很大，朱由校就放心的让前线将领自由发挥，而不是和东征建虏一样来个御驾亲征。
不过，不御驾亲征，却不意味着朱由校能够清闲度日，经过一年多的变法，大明已经确立了新的商税制度，加上天启二年的那一大笔国债，财政收入得到大幅度提高。对此，朱由校说话算数，没有把这些增长的收入当做私财任意挥霍，而是在大臣的辅佐下对全国的各项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
升级改造的重点集中在北方，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陕晋和直隶的道路水利全都集中修理了一遍。长江、黄河、淮河、以及大运河，也都撒下了大笔的银子。
受大规模基础建设的刺激，各地士绅纷纷设立商行，或承接工程，或生产商品，大明的商品流通规模迅速提高了一个档次。若不是朝廷变法的同时又大力加强对外贸易，这次骤然增加的商品必定会造成物价大跌，使得朝廷变法功败垂成。
饶是如此，商品经济的骤然发力也使得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影响，地里干活的人少了，一些原本种植粮食的良田改种经济作物，这在天启三年时候还不明显，可在天启四年收夏粮的时候，承担了粮食专卖任务的东昇粮行却向朝廷报警，“原计划的粮食收购难以保证，朝廷必须增加进口配额，或者放宽番薯等杂粮的销售比例。”
对于即将到来的粮食危机，朱由校和内阁大臣们早就有了预感，除了上述的经济发展部分粮田改种经济作物外，还因为气候继续恶化，北方普遍受灾，辽东的粮食甚至面临绝收。
不然，朝廷也不会迅速作出决定，灭掉安南，迁移大量百姓南下垦荒。
可灭掉安南需要时间，在此之前，朝廷还是要努力增加粮食储备以防不测。幸运的是，朝廷已经和西班牙人达成了协议，可以从西班牙殖民地进口大量粮食，暂缓燃眉之急。
而大明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和西班牙人结成更紧密的同盟，共同打击荷兰人，英格兰人的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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